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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稿 教材类图书著作权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
日期:2019-08-12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118k开奖手机直播现场!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日益重视,以及各类培训、考试的普及,形式各样的教材类图书应运而生,但是针对该类图书的侵权行为也随之而来,相关案件层出不穷。教材一般是指教学材料的总称,根据功能作用的侧重点不同,又包括基本教材和教辅材料。由于教材类图书具有服务于公共教育活动的特殊性,所以相关案件在作品认定和权利归属等方面呈现出一些特点和难点,本文将对教材类图书著作权侵权案件审理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如下调查分析。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以作品的认定是所有著作权侵权案件审理的逻辑起点。根据内容独创性的高低,教材类图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体系编排到具体内容均系由一个或者几个作者独立创作的原创型作品;另一种是编写者根据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等指导性文件的要求,从行业标准、在先的其他教材等资料中选取相应内容,按照一定的体系编排而成的汇编型作品。纵观教材类图书的发展历程,在一些经典教材中不乏个人专著等独创性很高的原创型作品,但是由于服务于公共教育活动的属性,实践中的教材仍是以汇编类为主。

  作品的认定关键在于独创性的判断,具有法律所规定的的独创性,才可能被认定为作品。原创型教材由于其较高的独创性,构成作品毋庸置疑。而汇编型教材,直观的看来,总是有“他人”的影子,包括教学大纲、行业规范、在先经典教材等,增加了其独创性判断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著作权法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根据该定义可见,汇编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对于被汇编作品或材料的选择和编排两个方面上,我们不妨从该两方面入手,破解教材类图书作品认定的难题。

  材料的选择即指创作者搜集并且判断将哪些作品或者作品片段用于所汇编的教材之中。按照选择层面不同,又可分为对于知识点范围的确定以及对于具体表述内容的选择,前者即指确定教材中将包括哪些知识点(章节),后者即指选取哪些具体内容对相应的知识点(章节)进行表述。

  由于教材类图书系用于某一学科知识的教授,或者用于针对某类考试的备考复习,为了提高其针对性和实用性,便于使用,其选择的内容不可避免要遵循或参考相关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或考试大纲等文件所规定的知识点范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教材编写者仍然进行了创造性劳动,体现出其独创性。

  比如有的教材为了助于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或为了知识体系更加完善,在指导性文件规定的知识点之外,又扩充了其他关联的知识点,增设了相应的章节。有的教材在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等规定的知识点范围比较抽象和概括的情况下,明确了其囊括的具体知识点,细化和完善了知识体系。

  一般的,对于每一个知识点,尤其在一些发展已较为成熟的学科,在相关行业规范、行业标准、在先教材资料中往往会存在多种不同的表述,那么,在不同的表述当中,按照一定的编写理念和思路,判断不同表述的优劣,从而确定整体或者部分的使用相应的内容,有时也是一项能够体现编写者个性的独创性智力劳动。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表述的多寡、各种表述的差异性及是否能体现一定创作理念来判断是否具有独创性。如果相关表述较为丰富,且不同表述之间具有质量、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且选择使用后与其他内容协调融洽,能体现出选择的价值,则应认定该种选择具有独创性。

  当教材编写者选择一定的内容后,按照什么样的体系结构、逻辑次序进行编排亦可体现编写者的独创性。具体而言,编排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图书整体体系结构,也即各个章节或者知识点之间的层次和顺序,另一层面是选取的文字表述内容的重新整理编辑。

  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行业标准等指导性文件往往会按照一定的体系结构来罗列和规定相应的知识点,发展较为成熟的学科也会形成一些公认的知识体系架构,教材类图书使用该种体系结构来构建内容,既简便易行,又具有针对性,故比较多见。但是,仍有不少教材类图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突破,体现出了自身的独创性。

  常见的一种是对指导性文件所规定的体系结构进行了细化,体系结构往往通过章节的划分和标题的设置来体现,有的指导性文件中知识体系仅规定了两级或者三级标题,而相应图书在采用该体系的同时,对相应标题之下的内容又进行了分层和体系化,相应的设置了四级甚至五级不等的标题,从而形成一个更为细致和丰富的知识体系。另一种是将指导性文件规定的体系结构打乱,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重新排列,指导性文件往往按照主流的或者通常的逻辑次序构建知识体系,有的图书为了突出其独特的编写理念或教学方法,完全或者部分的按照自己的逻辑次序将相应的知识点编排起来。

  如前所述,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具体文字表述的选择可以体现编写者的独创性。同样的,当相关文字表述选定之后,如何进行编排,也可以体现出编写者的独创性。编写者往往并非整章、整节的选择使用其他材料内容,而是同一章节中可能包含来自于不同材料,或者相同材料中不同章节的内容,那么,将不同来源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重新整理成连续的文字内容,融为一体,体现出遣词造句的个性化特点,可以一定程度上体现编写者的独创性。并且,有时为了表述的流畅和逻辑的自洽,或是体现一定的编写理念,编写者还会对选取来的内容进行一定修改,改变个别词句,进行扩写、缩写等,则更能体现独创性。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是对于汇编型教材图书可能体现独创性的几个方面进行逐一剖析,但是在实际编写过程中,几个方面往往交叉重叠,密不可分,具体表述内容的选取可以体现出知识点范围的确定,而知识体系的层次架构也影响着具体内容的编排次序,而且构成作品并不要求所有方面均同时具备,只要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独创性,即可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审核著作权侵权案件原告主体的适格性,即要认定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可见汇编型教材的著作权由编写者享有。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这就是“署名推定规则”。由于教材类图书侵权案件中,原告主张权利的基础往往是已经出版发行的图书,所以给署名推定规则的适用带来了便利,但是由于署名方式的多样性,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

  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或行业标准,教材类图书上的署名五花八门,比如编者、编委、编著、编审、审核、审校等等,不一而足。著作权基于创作而产生,只有从事创作活动的人员才能享有著作权,因此,笔者认为,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署名方式应当具体分析,其中的编者、编著、编委等方式,按照一般语义理解应为直接从事编写工作的人员,如果没有其他相反证据,其所对应的人员应认定为编写者,并赋予其著作权。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署名为主编的人员。一般的理解,主编对内组织策划编写工作,对外承担责任。可见,主编的职责主要是组织、策划和领导职能,而非具体的创作和编写工作,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主编人员在履行组织、策划职责的同时,也从事了具体编写工作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主编基于其署名的身份享有教材著作权。

  实践中,教材类图书往往是由某一机构组织相关人员编写而成,因而有的图书编写者署名为机构。当然,教材类图书的封面、前言等处标注有机构名称的,可能代表不同的含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区分和认定:一种是在标注自然人编写者姓名的同时,另标注有机构名称;一种是直接标注承担组织编写工作的编写机构。第一种情形,在标注该机构名称的同时,往往已经明确的标注自然人编写者的姓名,根据标注的形式,及编写者的身份隶属关系等事实,可以认定该机构系编写者所属单位或是起到一定组织作用的单位,这种情况下,除有特别约定外,一般认定著作权归属于明确署名的自然人编写者。第二种情形,根据所标注机构的不同性质还可分为两种具体情况,其中比较多见的情况是所标注的机构为临时编写机构,如某某编委会等,因临时创作组织往往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一般应认定著作权由该机构成员共同享有;另一种则是该机构为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则应结合相应机构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各主体的意见等认定是否为法人作品或职务作品。

  《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为合作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教材类图书往往系多人集体合作完成,编写者亦署名为多人。根据是否区分了编写者各自创作部分,可以分为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和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有的教材在署名多位编写者的同时,在前言、编写说明等内容中载明了编写者各自创作的部分,则该教材内容为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编写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有的教材署名多名编写者,但是未明确编写者各自创作的部分,则该教材内容为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

  教材类图书属于合作作品的,将涉及到多个著作权人,应根据各个著作权人享有权利的具体情形来确定原告主体。

  对于可以分割使用的作品,按照《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作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在民事诉讼中,作者自然也可就其创作部分单独主张权利,原则上与其他作者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也不需要追加共同原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二条规定,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第七十三条进一步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当该作品著作权受到侵害,各共同编写者无疑是上述司法解释第七十二条规定的共同诉讼人。而实践中,大量的案件仅是部分编写者(著作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其他编写者(著作权人)为共同诉讼人,当事人可以自行申请参加,当事人如未参加,人民法院则应追加作为共同原告。

  但是该种情形亦存在例外,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其他共同编写者放弃实体权利。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 “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可见,当其他编写者(权利人)明确放弃实体权利,则可以不将其追加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另一种是查不清权利人基本情况的。将全部权利人追加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有利于充分保护编写者的著作权,防止部分权利人擅自使用合作作品著作权,但是对权利人的确认和追加无疑会延长诉讼周期,影响诉讼效率,从而影响提起诉讼的部分编写者以及被告的利益,因而在编写者人数众多,且因年代久远或者署名不规范等原因导致难以查清权利人基本情况的,可将已经查清的权利人作为共同原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14条即做如此规定。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其作品,否则构成著作权侵权。按照使用方式的不同,教材类图书著作权侵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复制,即将正版图书原封不动的复制,进行发行销售的行为,也称盗版;一类是高级抄袭,即剽窃正版图书内容当作自己的内容,进行出版发行的行为。为了节省成本,前者往往对于正版图书内容、署名等均不作改动,盗版图书内容与正版图书内容一致,侵犯正版图书作(编)者的复制权、发行权,而不侵犯署名权;后者的侵权者为了掩人耳目,往往将权利图书的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改头换面”之后以自己作品的名义面世,侵权图书与原图书的内容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可能构成对权利图书作(编)者复制权、发行权及署名权的侵害。对于盗版行为,只要确认图书并非正版即可认定侵权,仅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而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故不作为本文讨论的重点,下文对抄袭行为进行论述。

  实践中,判定著作权侵权一般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方法,其中接触可以是结合证据进行的推定,由于教材类图书侵权的情境下,往往是有一本已经出版发行的被侵权图书,故“接触”并不难认定。以下笔者将从几个方面讨论教材类图书侵权案件中“实质性相似”的认定。

  著作权法保护的实质上是作者的创造性智力劳动,只有侵犯独创性内容才构成著作权侵权。因此,进行“实质性相似”比对的也应当是独创性的内容,对于汇编型教材,首先的任务就是要排除掉非独创性因素。

  如前所述,特定的用途决定了教材类图书一般会参考或遵循相关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或考试大纲等指导性文件所规定或者在先经典教材使用的知识点范围及其体系结构。对此,教材编写者只是进行了借用,并未进行创造性劳动,故也不享有著作权。因此,对于与指导性文件规定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知识点范围及体系结构本身要排除在外,不作为比对的对象。

  汇编型教材的特点所在即具体文字表述内容主要来源于其他在先的作品或材料,而非编写者原创,因此该部分内容本身亦不包含编写者的创造性劳动,编写者对其不享有著作权。故直接来源于其他作品或资料中的文字表述内容本身要排除在外,不是比对的对象。

  排除掉上述非独创性元素后,剩余的富有编写者个性的知识点范围选取、知识体系建构、具体表述内容的选择和排系汇编型教材的独创性之所在,也是侵权比对的真正对象。

  虽然汇编型教材的独创性体现在选择、编排上,而非具体表述内容,但是选择、编排总是通过具体的表述内容体现出来的,有必要通过探讨两者在侵权认定中扮演的角色,以进一步厘定汇编型教材著作权保护范围。

  如果被告使用了权利图书中的具体表述内容,但是重新进行了与原图书不同的整理和编排,那么,如前所述,由于该等文字表述内容本身的著作权并不属于权利图书编写者,被告也未使用原图书的编排方法,当然不构成侵权。亦即,单独使用汇编型教材中文字表述内容的行为,不构成对汇编型教材著作权的侵犯。

  如果被告总结归纳出了原图书的选择、编排方法,并且对不同于原图书的新素材内容按照该种方法进行了整理和编排,从而形成新的作品,这种情形是否构成对原图书汇编作品著作权的侵犯?在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给出了答案,该案中被告所出版的《教材全解》与原告的《化学》教材在专题和单元的安排及名称上完全相同,但《教材全解》中仅出现了《化学》教材中的部分图片、图表和文字内容。最终,法院审理认定《教材全解》并未侵犯仁爱所汇编的《化学》教材的著作权。因为单纯的汇编方法属于方法和思想的范畴,不属于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因此,汇编作品也不保护抽象的整理、编排方法。

  由此可见,对于汇编作品来讲,其受著作权保护的成分是针对特定内容的具体选择或编排方法,或者是抽象方法应用于具体内容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在同时使用汇编型教材的素材内容又使用了其汇编方法时,才可能构成侵权。

  在教材类图书侵权案件中,原告往往会详细比对罗列出被控侵权图书与原图书的相同或相似内容,而后,被告往往又会提交若干在先材料作为合法来源的证据,包括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在先教材等等,并且比对出被控侵权图书中相关内容在来源材料中的位置。因此,该类案件侵权认定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的要进行权利教材图书、被控侵权图书及来源材料之间的交叉比对。

  由于汇编类教材的特点,相应的表述内容往往在权利图书、被控侵权图书及来源资料三处均可找到“踪影”,都具有一定相似性。实践中,可以通过比较三者中哪两者更为接近来进行判断,当三者交叉比较时,如果被控侵权图书与权利图书的相似程度高于被控侵权图书与来源材料的相似程度,则提示我们可能存在侵权的情形。比如相同的表述在权利图书、被控侵权图书及来源资料中均可以找到,但是编排体系上,权利图书与侵权图书更为接近,而与来源资料的差异更为明显,则被控侵权图书显然利用了权利图书的体系编排;或者被控侵权图书与权利图书某一处相同的内容在来源资料中可以找到,但是却是由不同的来源材料或者同一材料不同位置的内容拼接编排而成,则被控侵权图书显然使用了权利图书对于具体表述内容的选择、编排。当然,在进行比对过程中,还要排除合理借鉴和引用的情形,当这种相似超出巧合程度,且并非偶然的反复出现,注解方式不符合学术惯例时,才可认定侵权。

  不论是简单粗暴的盗版行为,还是遮遮掩掩的抄袭行为,均会侵犯著作权人的财产性权利,因此,侵权人一般均会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对于侵权图书,如果出版单位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则与编写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据此,权利图书著作权人既可同时起诉被控侵权图书的编写者及出版发行者,也可择一进行起诉。

  值得注意的是,侵权图书主编在诉讼中的地位,如前所述,由于著作权基于创作产生,所以不直接参加创作的主编并不当然享有著作权,不可作为原告。但是基于主编对内组织、领导,对外统一负责的职责,其可以作为该类诉讼的被告,并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司法实践中,针对同一侵权图书,原告可能会先后甚至同时提起不止一个诉讼,根据《侵权责任法》前述规定,并在不同的诉讼中分别就部分责任人主张权利,要求赔偿。被侵权人可以向部分侵权人主张全部侵权责任,当在先案件中法院判决部分侵权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在后的案件中,法院原则上不再判令其他侵权人重复赔偿。

  《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可见,法律为著作权侵权案件提供了几种经济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且其中优先适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侵权获益。因教材类图书侵权案件中,均涉及到纸质出版物,这就为我们计算实际损失或实际获益带来了便利。

  一般认为,被控侵权图书的印刷发行数量与权利人正版图书单本利润的乘积,可用来计算权利人实际损失。其中,被控侵权图书的印刷发行数量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常见方式确定:一是根据被控侵权图书本身的标注直接确定,很多图书版权页均会标注印数,通过该种明确标注,再结合图书的版次、印次,即可以计算被控侵权图书的印刷发行数量;二是根据印刷单位出具的证明或委印单、委托印刷合同等确定,图书出版发行过程中,出版单位往往要与印刷单位签订合同,委托后者印刷要出版的图书,在此过程中,委托方还会开具委印单,在能够认定印刷合同及委印单真实性的情况下,可依据其记载的数字确定印刷发行数量。三是向新闻出版主管机关查询相关备案信息,按照相关象征规章的规定,图书出版发行的基本信息应在新闻出版主管机关进行备案,原告可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获得其中记载的印刷数量等信息。

  关于利润的确定,常见方式一是根据图书定价及可以核实真实性的出版成本等数据,经过计算可得利润率或者利润金额。二是在没有证据足以认定实际利润(率)的情况下,则可以通过行业调查报告等资料查询到相关行业平均利润率,再根据图书定价等确定单本图书利润。

  综上,笔者在梳理相关司法判例的基础上,结合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教材类图书自身特点,总结了关于上述问题较为主流观点和经验性做法,以期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该类案件中尚有诸多疑难问题,有待我们研究和破解,以进一步提高案件裁判水平,切实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教材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